作者：Geoffrey (Kok Heng) See
中国最大的电信公司中国移动今年发布了其首份企业责任报告。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由于只有少数有组织性的利益群体要求明确企业责任，因此中国移动的举动确实让业界为之一惊。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变化的呢？

就在去年，中共中央根据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提出的“和谐社会”的构想，颁布了一项“建立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决议。目前，这项决议是中国制定各项政策方针所依据的意识形态基础，其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和谐社会”。中央全体会议甚至还把这项决议归结为“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给其设立了一个历史性的背景——一个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追求的社会目标。 这些注定要改变中国的商业环境，那些希望在中国取得商业成功的管理者们现在需要考虑他们的企业公民身份了。

 “和谐社会”最终将以不同的企业公民身份影响着中国的商业环境。建立“和谐社会”囊括了许多目标：胡锦涛主席把最后的结果大致描述为“民主，法制、平等、公平、诚挚、友好及充满活力”。这是除农村贫困、收入不平衡以及环境退化等经济挑战以外中国面临的另一项重要挑战。“和谐社会”方针把实现以上目标上升到与实现经济增长同样重要的地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威胁中国社会稳定的这些非经济因素的重视。胡主席追求的目标要求企业的公民身份要与“和谐社会”相呼应。对于经济以外的因素的大力强调被当成与企业公民身份同等重要，要求各家企业考虑其经济活动对相关各权益方的影响。

商业团体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的角色还没有被清楚地被定义，这就限制了各项变化的影响。建立“和谐社会”仍然被当成是政府的首要责任，一项官方的、高层次的能够连接企业与“和谐社会”的政策有待被制定。商业团体能够为“和谐社会”作出哪些贡献的具体行动还有待商议并等待政府部门的最后公布。中国的企业管理者们已经提到了缺乏衡量和跟踪他们的贡献的工具及缺少对他们的作用的定义已经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在这种混乱中，企业把任何的行动看成是贡献“和谐社会”。慈善也被错误地当作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部。

随着“和谐社会”的概念受到进一步被辩论，这一切将改变，企业对于“和谐社会”的贡献也将被详细阐明。企业管理者们已经认识到这项政策变化将带来的潜在影响。参加第二十七届中国日报CEO圆桌午餐会的代表们认识到，建立“和谐社会”驱使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趣不断增加。不仅中国移动发布了一项主要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其下属机构江西移动也颁布了中国企业的首个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国移动的CEO与官方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该公司的发展方向可以被作为中国政治因素诱导的商业环境变化的指向针。政府主导的一些主要工程，如三峡大坝和青藏铁路，在获批至前往往要进行社会和环境影响分析，它们也可以成为企业标准的榜样。

企业公民是一项有用的概念，它帮助企业领导们了解他们在不断演化的中国商业环境中的需要承担的经济以外的义务。通过理解企业公民身份并在其基础上采取行动，企业领导们能够预先获知建立“和谐社会”所需的各种变化，甚至把这些变化转变为他们的竞争优势。企业公民平台提供一个理解中国未来商业环境的途径，并帮助企业制定其未来的发展方针。一家国内保险公司已经开始与政府部门协作，向面临风险的农民提供农村保险。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移动已经开始检验他们各自的企业社会责任平台。各家公司请注意，2020离你们已经为时不远了。

Geoffrey (Kok Heng) See是一位Wharton研究学者，他在Wharton学院学习Huntsman 计划国际研究与商务。他对金融及商业发展具有强烈的兴趣。之前，他与别人合作成立了两家非营利性机构，从事教育，健康及青年就业工作，根据在日本举办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上获得非营利性经验以及在“德国第11届世界商业对话”上的获奖经验和心得他提出了各种思想和观点。他的非营利项目ArtIntern被世界银行青年就业研究誉为“最佳实战案例“。目前，他在北京参与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研究项目。本文基于作者的另一项得到了Zicklin 商业伦理研究中心、Huntsman计划及Penn Program for Democracy, Constituitionalism, and Citizenship支持的更大的研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