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第十届 药明康德 ( 603259 )全球论坛在线上盛大开幕,来自美国、欧洲、中国,在2021年缔造了重磅新闻的产业领袖们齐聚一堂,与我们一道总结产业十年成功经验,定义产业未来十年发展。我们也将在未来几天,为大家送上全球论坛的实录。
考虑到全球不同地区的观看需求,第十届药明康德全球论坛将在线上做为期一周的限时点播。长按识别图中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Read More”即可申请观看。
Laura Kleiman博士: 欢迎来到“社会影响力投资”专题讨论会,我是本场讨论的主持人,我叫Laura Kleiman。我也是Reboot RX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Reboot Rx是一家非营利性的初创科技公司,致力于通过药物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创新基金模式,快速跟踪患者可负担的癌症疗法开发。
今天我们将有机会了解到四种不同的投资模式,在场的所有嘉宾都在通过投资,加速为患者带来突破性的疗法,但是他们的做法却截然不同。
本场嘉宾有,Christiana Bardon,大型生物技术领域投资公司MPM Capital的肿瘤影响力基金联合执行合伙人。Jürgen Eckhardt,“飞跃计划”(Leaps by Bayer)负责人,拜耳(Bayer)高级副总裁兼影响力投资部门主管。Glenn Rockman,生命科学领域投资公司Adjuvant Capital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以及Alice Pomponio,美国癌症学会(ACS)慈善基金BrightEdge董事总经理,一个非营利性疾病研究组织。
作为本场讨论的开始,我将请各位介绍下自己以及你们所在的基金机构。首先请介绍下你们成立基金的动机,基金的目标是什么,其资金来源是如何构成的,以及它如何实现财务回报,以及财务回报将用于何处?那么Christiana Bardon,如果可以就请你先开始,然后依次是Jürgen,Glenn,以及Alice。
Christiana Bardon博士: 好的,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我的名字是Christiana Bardon,我是MPM Capital的合伙人。MPM Capital是全球最大的专注于生物技术的投资机构之一,成立至今已经有约30年了,我想说的是,最让我们引以为豪的不仅仅是我们作为投资者所创造的财务回报,而是在过去30年间,我们所投资创办的公司共收获了53个获批新药。我运营着两支基金,一个是肿瘤学影响力基金(OIF),另一个是生物学影响力股票基金(BIEF)。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一直非常关注影响力,这是我们社会使命的一部分。
我认为,“影响力投资”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对行业是如此,对我们个人而言,也是如此。肿瘤学影响力基金(OIF)不仅致力于研发肿瘤治疗新药还致力于将我们所创造的一系列效益的影响力最大化。我们还通过另外两种方式创造影响力。一个是通过资助瑞银慈善基金会(UBS Optimus Foundation)来提高患者的药物可及性,第二个则是,通过捐赠以及与美国癌症研究学会(AACR)合作,为下一代科学家的前沿研究提供资金支持,这些科学家年轻又充满热情。总之,非常感谢组织方邀请我,我也非常期待今天的讨论。
Jürgen Eckhardt 博士: 大家好,我是Jürgen Eckhardt,我是飞跃计划的负责人。飞跃计划是拜耳的投资部门,它创立于2015年,也就是大约6年前。我们的使命是针对潜在的突破性技术进行早期投资,这些技术有可能改变我们今天的医疗保健方式,或农业发展方式。所以,在医疗健康领域,一些技术的确让我们感到振奋,它们具有让疾病从治疗到治愈的潜力。在农业领域,我们的投资都与可持续农业有关,我们如何才能找到一种方式养活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同时又能使之适应地球的承载力。简而言之,这就是飞跃计划的诞生和初心。
在过去的五六年,我们对40家不同的公司进行了约40次投资。围绕某些科学假设,我们联合创立了这些公司,截止目前我们的投资金额已超过15亿美元。我们的投资通常遵循几个目标。首先,我们也称自己是影响力投资机构。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们正试图通过治愈疾病改善人们的生活,来真正产生影响力。我们认为,在早期阶段进行投资并支持这些技术的发展是我们的责任,其次,我们当然也希望一些技术有朝一日可以得到更大发展,也许能通过授权许可或收购的方式最终纳入拜耳的业务中。所以,我们也一直希望能够从中得到一些战略性收益。最后一个目标,但绝不是最重要的目标,那就是财务回报,但它远不是我们进行投资的第一或第二标准。总之,这就是飞跃计划的成立背景。
Glenn Rockman先生: 谢谢主持人Laura,也感谢组织方药明康德全球论坛组织了这个有意义的讨论小组。我相信,在场这些影响力投资机构之间的不同观点碰撞,会带来一场精彩的对话。我在Adjuvant Capital,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家专注于传染病的传统生命科学风险投资公司。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一个独特的实体机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需要与公共卫生的社会影响力相关联并在整个投资周期内都可以对其进行衡量和报告。
这一要求源于我们团队和创始投资人的共同信念,即新技术有望应对我们所谓的“历史上被忽视的公共卫生挑战”,这是在风险投资领域获得差异化财务回报的机会,也是创造真正重要的公共卫生领域影响力的机会。 过去两年发生的事情,已经向我们展示了那些可获得的工具,如快速诊断工具、有效的抗病毒疗法、疫苗以及许多其他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等。它们对于保护人类健康、保持经济正常运行和促进共同繁荣至关重要。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影响力目标,这个想法主要是利用风险投资工具来支持一些创新技术,而这些技术可能无法吸引传统意义的行业关注或风险投资关注。
我们最初的投资者之所以支持这个模式,部分原因在于,简单推想一下就知道,投资一些项目例如疟疾的快速诊断、霍乱疫苗等,很难获得财务回报。因为这些产品的主要使用者,通常大部分人每天的生活费只有几美元,但也有数十亿的群体,可通过日益健全的卫生系统基础设施和经济的繁荣发展能够更加重视自己的健康,购买这些产品,这是我们非常看好的事情。
这也促使我们在2018年作出决定,在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原先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做出改变,2011和2012年之间,我从摩根大通(JP Morgan)借调到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开展投资银行业务。2018年,我们希望将其发展成为一个长期的风险投资机构,能够优先考虑传染病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而不是行业和风投所追逐的一些更为传统的投资目标。我们意识到,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是以非常传统的方式获得回报并对正在开发前景可期的新技术的公司进行优先股权投资,我们的投资者也不需要因财务回报问题而做出更多权衡,反复考虑是否要投资非公共卫生领域的生命科学公司。现在我们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刚宣布关闭了一个3亿美元的基金,但目前的结果仍然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对未来也充满希望。
Alice Pomponio女士: 你好,Laura,再次感谢你的邀请,我是Alice Pomponio。我是BrightEdge的董事总经理BrightEdge是美国癌症学会(ACS)的影响力风险投资部门,也许有些人还不了解美国癌症学会,它是美国最大的癌症研究非政府资助机构,活跃在5000多个社区并提供必要的患者服务,如免费乘车、免费住宿等。它还是美国国立卫生院(NIH)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资助的反烟草癌症研究的积极倡导者。我们还通过收集癌症图谱、癌症事实和数据,为关键决策者和支付方提供癌症方面的研究方向和证据支持。所以美国癌症学会更深远的使命在于降低癌症死亡率,结束疼痛和痛苦,并真正推动健康公平。
如果我们通过财务回报来进行使命驱动的投资,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有稳定的回报来回馈给这个非营利组织 ,BrightEdge也在关注Glenn所描述的问题,那么我们还能否带着使命进行投资,我们投资组合能否为攻克癌症带来可用和所需的广泛解决方案?因为我们相信,通过投资,我们能够获得整体性的影响力,我们绝对能够加速科学的发展。因此,我们坚信BrightEdge能够以非常深刻的、新颖的、大胆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影响力投资能力。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我们目前已经成为一家由捐赠者资助的常青基金(Evergreen Fund),我们以癌症为重点投资早期公司所带来的回报都会被重新投入新的投资组合中。2019年,我们从来自社会的2500万美元资助起步。目前,我们已经有约7000万美元,并有望正向增长至1亿美元,届时我们将触发稳定的分红模式以回报社会投资者,同时我们也将有机会与其他机构和投资者在围绕影响力投资方面进行合作。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进行了12项投资,覆盖治疗、诊断设备和技术,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
Laura Kleiman博士: 谢谢大家的介绍。现在,我想停下来试试看,我是否可以总结一下你们每个人的介绍。我认为,这个讨论小组最有趣的一点就是你们每个人是如何进行影响力投资的,并且均以不同的方式对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我要试着总结一下你们的基金之间的差异性,如果我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你们告诉我。我们有MPM Capital,这是一家风险投资机构,他们的投资目的不仅要取得最优的财务回报并且会将一部分收益用于公益事业。我们有拜耳“飞跃计划”,它是一个企业战略投资基金,该基金正在寻求长期的治疗方案,这将使拜耳处于创新的前沿。我们还有风投公司Adjuvant Capital,它在投资决策中对财务回报和公共健康回报同等重视。此外,还有BrightEdge,它由非营利组织美国癌症学会(ACS)运营,它的资金目前主要来自于慈善捐赠,该基金的目的是为患者创造商业化产品,同时,它也会为美国癌症学会带来收入。我的总结准确吗?
Christiana Bardon博士等: 准确。
Laura Kleiman博士: 好的,现在我们可以深入讨论一下投资中的一些细节,我想先从了解你们的投资者开始,他们都是谁?以及驱使他们做出投资决定的因素是什么?对于拜耳和美国癌症学会,影响你们决定投资多少金额的因素是什么?有人想先开始分享吗?
Christiana Bardon博士: 我很乐意起个头,因为我们是传统的金融投资者,我们的投资者,可以说是大家所谓的标准金融投资者,他们在寻求财务回报的同时,也希望能取得影响力。一般来说,我们的投资理念是,要么赚钱,要么把钱投资出去。但是,大家并不想投资一个表现不佳、称之为公益捐赠的糟糕基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设计基金的财务结构时是非常谨慎的。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公益捐赠的钱主要来自于基金经理的收益分成,一般来说,公司会收到收益分成,所以我们会返还其中的20%,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例。除此之外,实际上我们还有特许权使用费,是基于对我们基金孵化创立的公司所研发的所有药物进行综合评估而得出。所以,对我们来说,我认为保持基金的财务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但要以某种在财务上独立的方式,来设立公益捐赠的部分。
Glenn Rockman先生: Laura,接下来或许我可以分享下,因为我们与MPM Capital所做的事情不同。你前面的总结非常好,正如你提到的那样,对公共卫生的影响是衡量我们投资直接结果的两个重要标准之一。不是因为有了投资收益,才去做捐赠,而是将其作为资本实际主要用途的一部分,通过推进那些被忽视的疾病技术发展,来衡量投资对于公共卫生的影响,否则,这些技术可能很难迎来到曙光。由于这种双重使命,毫不奇怪,选择为我们提供资金的投资者通常分为几类:一类是我们所说的“使命驱动型投资者”,这些投资者相信,当投资的这些技术中的一项或多项可以取得成功的时候,我们的投资模型有潜力在该领域产生有意义的、可衡量的公共卫生影响,并且,他们可以决定将钱用于公益事业,毫无疑问,这类投资者是我们起步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他们非常了解全球公共卫生的格局,以及被忽视的公共卫生挑战和流行病威胁,对全球经济繁荣的影响。另一类投资者,我们称之为“非使命驱动型投资者”,即传统的金融投资者。他们可能会对投资公共卫生干预感到满意,并有意影响他们背后的风投。能同时拥有这两类投资者很好,有时这会是一个辩论型小组,当把他们聚在一起晚餐的时候,这是我们过去两年没能做的,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会发现谈论这种投资模式的利弊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Jürgen Eckhardt博士: 是的,很高兴接下来轮到我分享。拜耳的愿景是“共享健康,消除饥饿”,因此,我们坚信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当今医疗健康以及农业营养领域的许多问题。我认为,拜耳的投资部门飞跃计划是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工具。在我们的业务和内部研发之外,飞跃计划是我们的工具帮助我们真正抓住所谓的生物革命带来的机遇。将我们在细胞工程、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和数据管理等领域看到的这些新技术都汇聚在一起。我认为,从这个行业来看,我们正在经历一段非常激动人心的时期,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些新的机会和潜在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人类在农业领域的长期健康问题。我认为,拜耳董事会正在以他们一贯的规模,资助飞跃计划并将继续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不仅能帮助我们开发这些新疗法,而且也帮助拜耳走在创新的前沿,并对其技术组合进行更新迭代。
Alice Pomponio女士: 我们的出发点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从非营利方面或影响力方面而言。事实上,我在生物医药公司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然后来到美国癌症学会当志愿者,我认为,如果某些公司率先提出解决方案,那么我们投资模式中的美国癌症协会就会解决问题,而且我们碰巧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证据表明在应对癌症死亡率方面,有哪些持久的、潜在的挑战。当我们在筹集捐助资金和使命驱动的资本背景下来看 BrightEdge时,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投资模式,当你考虑到资助会让你获得科学发现时,但它可能还无法提供最终可供患者使用的产品和服务,当你想到希望有资金用于支持实时患者服务、住宿、交通等时,也有投资机构对捐赠资金用于这些项目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些资金有潜力增长、有潜力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研究很重要,但让外界参与进来并反映创新生态系统到底擅长什么也很重要。我认为我们的模式不仅包括投资组合公司的创新,以及产品和服务。实际上,BrightEdge自己也是一家社会创新型企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解决市场失灵和系统激励失调的新机会。我认为,我们的捐赠者会非常高兴,事实上,我们是一个捐赠资助模式,目前捐赠正在向1亿靠近,许多团体已经与我们取得联系,他们希望美国癌症协会旗下的BrightEdge投资部门能成为影响力投资框架中的影响力合作伙伴。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潜力,可以让其他人也这样做。目前,我们团队的所有成员都在推动更多创新,以实现健康公平。
Laura Kleiman博士: 接下来我想了解下,你们是如何识别和评估投资机会的。我们已经听Alice分享了她做这些事情的一些动力,但我知道你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在做一些投资决定时,可能有不同的个人原因。我也很好奇你们的总公司,比如拜耳或者美国癌症学会是否会影响你们的投资决策。所以,如果你们能分享下,你们在寻找什么样的公司以及你们对这些公司的评估标准是什么,那就太好了。有人想先开始吗?
Glenn Rockman先生: 我先开始吧,Laura,希望我们的筛选方法至少在顶层设计中很容易理解。我们被赋予了双重基本目标,我们首先需要过滤掉那些不能广泛改善公共健康的技术,至少在我们的定义中是这样。对于大众来说,最熟悉的三大公共健康挑战可能是:艾滋病毒、结核病和疟疾,这些疾病每年仍给世界各地数亿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而历史上对这些疾病的研究和开发投入少得不成比例。因此,我们一直在寻找更好的诊断方法、治疗方法、疫苗和其它干预措施以控制那些长期被忽视的疾病。几十年来,公共部门机构一直在为科学和创新提供资金支持,比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BARDA和欧洲的一些组织,或者私人慈善机构,比如威康信托基金会、盖茨基金会以及其它关心公共卫生的机构。针对一种被忽视的恶疾开发一种有效的小分子药物,这一切都很好,但就药物本身而言,如果它仅停留在公立研究机构或学术机构的实验室里,这是远远不够的,至少对我们来说如此。我们需要看到企业家、创始人、经验丰富的药物开发商围在一起,理想情况下,在一个可投资的“商业模式”中,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私人筹资并帮助他们实现商业上可持续的长期成功。被忽视的疾病资产要么是该商业模式的唯一组成部分,要么是一种平台技术,它可以是用像mRNA一样的技术来解决被忽视的疾病或者来解决肿瘤学难题。所以,重大公共卫生影响力与准备就绪、可投资、具备人才队伍的可执行商业模式之间的重叠区域,就是我们筛选投资的方式。
Christiana Bardon博士: 很棒,我很高兴接着往下说。对我们来说,MPM Capital真正寻找的是能够改变患者生活的疗法。这听起来可能是陈词滥调,因为这是每个人都在努力实现的目标,但与此同时,我看到很多机构投资的公司,它们在病人的治疗中实际上只取得了渐进式的成果。所以,如果认真想想,比如说癌症,我们实际上只是将(疾病)进展延迟了几个月,将寿命延长了很短的时间然而在癌症中,我们真正想要实现的是治愈和完全缓解。因此,当从这个角度来看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就寻求达到的科学标准而言,认为,我们的(投资)标准看起来很高,们希望能够在一些(投资的)公司中实现这一目标,真正为患者找到变革性的疗法。
Jürgen Eckhardt博士: 我不得不说,这与我们对投资重点的看法非常吻合。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定义了10个所谓的飞跃,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壁垒相对较高。当然,其中之一就是癌症,然后还有神经退行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其它遗传性疾病,因此,都是一些存在巨大未满足医疗需求的疾病领域,以及一些我们认为使用新技术,可以做出真正改变,实现从治疗到治愈的领域。当看到这些领域的技术时,我们发现这正是我们将要研究的,例如,我们当时对基因编辑治疗遗传病的投资很感兴趣,我们已经投资了干细胞疗法,希望能够治愈组织功能丧失的患者。
仔细想想,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疾病负担其实都是慢性病,就好像90%的患者都是慢性病,而这些疾病大多是因为患者失去了组织功能。例如,如果患有心肌梗塞,心脏就有瘢痕组织,那么即便使用当下所有可用的疗法,心脏也将永远无法恢复得和以前一样,但是如果拥有例如干细胞技术,能够用跳动的心肌细胞代替瘢痕组织,那么,我们就可以真正谈论有效的治疗。这就是我们考虑想要投资的领域,以及哪些技术真的有这种治疗潜力的评估方式,就像Christiana用她的例子解释的那样。
Alice Pomponio女士: 对于美国癌症学会旗下的BrightEdge来说,我们有两个角色当我们思考如何才能产生真正稳定的财务回报,回馈社会时,从我们对基础癌症研究的所有资助的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有丰富的产品管线。当今发现的免疫肿瘤靶点中,有25个是美国癌症协会资助的研究人员发现的,我们知道,这些发现中的许多确实会促使组建公司。近两年来,我们在肿瘤学领域投资的A轮到C轮的风险投资项目中,超过60%的公司有ACS资助的研究人员,或者有ACS资助的教授为他们提供建议抑或是获得了ACS资助的技术许可。因此,我们不仅希望利用丰富的投资资源也希望降低风险,并真正加速产品开发,通过利用美国癌症学会所有的巨大知识财富和社会资本。关于“如何深化投资的社会影响力”,这需要回归到真正来自我们知识库的东西,死亡的驱动因素,是否有未满足的需求以及这种未满足的需求从人口水平上,或者其它系统水平上看,是可持续的吗?所以,当想到像早期检测和筛查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目前不适合投资的领域,我们将从先前我们资助的那些研究发现中获得洞见,同时还将从患者服务工作和社区卫生中心的癌症管理活动中获得运营知识,以及通过宣传工作深入了解市场将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变。我认为,上面这些综合考虑就是我们真正将商业模式创新带入生活的方式。在BrightEdge目前的投资产品组合中,在筛查和早期检测领域,其实我们有一家液体活检癌症筛查公司。
我们有一个核医学生产平台,以增加医疗级放射性同位素的供应,这些同位素将用于医疗成像和治疗。我们最近已宣布(投资)一家AI放射学和病理学公司,它将帮助更多供应商有信心为患者提供筛查。我们还有一家公司,从自动化金融导航的角度来看,它是一家数字金融健康公司,可以帮助患者在护理点消除障碍,以获得关键筛查和治疗,这就是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及对不可知的解决方案保持抓住机遇的可能。并将我们的角色视为一种催化剂,以促进发展一个更强大和充满活力的市场。
Laura Kleiman博士: 非常好,下面,让我们来讨论下如何衡量影响力吧?能否谈谈,你们是如何知道基金是否成功,以及对谁而言是成功的。如果你们仍在制定衡量影响力的框架制度,那么考虑的因素有哪些?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正在这样做,如果你们已经实现了社会或经济回报,能否分享下你们从中学到了什么?
Glenn Rockman先生: 我认为,在当下医疗保健领域,对触达到的患者、治愈的患者和通过特定干预挽救的生命进行量化,可以说是评价投资影响力的一个非常奢侈的标准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具象的指标,很容易让人兴奋,当看到生命科学领域的创新使一种此前无法治疗的疾病摆脱死亡结局的时候。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投资可以产生一系列的社会影响,既有对现有技术的微小改进也有对尚无治愈或预防方法的疾病的突破性创新。因此,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纯粹是从医疗保健的角度来计算我们投资的所有技术的潜在影响。
我们触达了多少患者?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消除了多少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在某些情况下,挽救了多少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善这些患者治疗情况的不仅仅是资本。通常情况下,(开发这些疗法的)公司会获得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美元的种子轮融资和捐赠,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还会获得来自其他股权投资者的共同投资,因此,这并不全是我们的功劳,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有多少人的生活因为这些投资而得到了改善,然后计算出自己对此的贡献,无论贡献大小。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会很大,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个很大但值得讨论的话题,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我们提供的干预或资金,一些东西可能会继续被搁置,或者永远不会见天日,我们对这些类型的干预措施感到非常兴奋。但简单来说,还有一套同样严格的影响力衡量指标,更具普适性,它不仅适用于医疗保健领域,还可以用于将我们的基金与清洁技术基金,教育基金或经济发展基金进行影响力比较。而且,这套标准还有许多其它指标用于评价投资意图、影响力的规模以及其它我刚才提到的问题,通过对所有这些元素进行评分,并将它们综合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份对你可能做或可能不会做的事情与其他人在其它基金所做的事情进行的相对影响力评估。我很高兴,我们有这两套影响力衡量标准,来评估我们的投资效果并帮助我们去讲述属于我们自己的投资故事。
Christiana Bardon博士: 是的,你提出了几个很棒的观点,我不再赘述,因为我们都经历过一些相同的事情,但我还想再补充几点。首先,我认为困扰影响力投资的部分问题在于,它缺乏具体的衡量标准,人们虽然喜欢影响力投资这个标签,但我认为在具体记录它是什么以及衡量结果是什么方面,他们并没有像Glenn Rockman那样做的细致彻底。因此,我认为,这方面在未来将非常重要,特别是ESG(环境、社会及管治)方面的影响力投资,可以说是现在投资领域的一个热门方向,但我认为我们也必须非常小心以确保我们能够保持影响力投资“标签化”的完整性。同样,我认为,未来监管机构还将制定更多标准,以确保人们可以在自己的“标签化”领域真正产生重要影响。
Glenn Rockman先生: 是的,Christiana Bardon,我认为,这个领域目前正在出现“漂绿”现象,有些机构只是表面上宣传说要做一些事情,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那样做,或者并没有对所做的事情进行仔细测量和监控。我们的确都看到了相同的事情,特别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开始越来越密切地关注资产管理公司,一些资产管理经理在没有经过实际验证和证明其合理性的情况下,就把一些投资项目“标签化”。
Christiana Bardon博士: 所以再强调一次的话,我认为关键正是你所宣称的,要非常具体且可衡量,要非常具体地说明其影响是什么,并且能够非常细致地衡量这种影响,并在每项投资中都能做到,贯穿于整个基金。 展望未来,把工作做细致将会变得非常重要。
Jürgen Eckhardt博士: 如果我可以再补充一点,我认为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正在进行的工作,每年可以不断地改进,并在衡量各个方面的方法上变得越来越智慧。正如Glenn Rockman提到的,我们在医疗健康领域看到的是类似的事情,例如,挽救了生命,提高了生活质量等等。但这可能是因为你们并没有从事农业领域,当然,在农业领域,我们会有其它的衡量方法,我们会研究需要多少耕地来生产粮食?必须使用多少淡水量来生产食物,以及在那里(生产粮食)可以变得更高效吗?产生了多少温室气体排放,或者与所有其他植物一起实际捕获了多少碳,等等。因此,我们在整个投资领域考虑了大量不同的衡量标准,这也使得这一切变得既有趣又棘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不断地改进方法。
Alice Pomponio女士: 是的,从BrightEdge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愿意这么认为,实际上我们正在寻求之前资助资金带来的回报而且当我们去看美国癌症学会研究人员时,能够证明这些发现已经应用于患者,已经推出了产品并且作为战略投资的一部分,社会可能已经收回了部分经济收益,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指标。而且,在事物的影响力方面,美国癌症学会围绕指南和最佳技术实践评估,他们在收集、生成证据和达成共识方面有着庞大的数据记录,这些可以为决策提供信息,主要是(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和支付方,为什么我们不在影响力投资领域也这样做呢?因为我们有癌症疾病图谱变化的图表,我们能够测量差异是否在继续扩大,我们有癌症图谱,癌症的确切数据信息。自50年。美国《国家癌症法案》通过以来,除了三种癌症之外,几乎所有癌症的死亡率都有所改善。
因此,当我们考虑BrightEdge模式以及我们是否能够推动市场层面的转型和系统层面的变革时,我们确实有能力衡量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的影响。然后,问题是“我们如何在BrightEdge的日常投资中实现这一目标?”我要补充的另一部分则是从可持续性的角度,因为,Jürgen,你提到如果健康差异相当于气候变化,那么在健康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从环境领域中学习,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它真的存在,那么在生命科学投资方面,我们应该思考如何产生下一代可再生能源。我由衷相信,在传统投资和创新社区内,我们有机会建立健康公平的文化,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激励措施的一致性。
Laura Kleiman博士: 我们还剩下几分钟时间,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想我们还可以反思下影响力投资模式及其发展方向。你们的基金都是从五年前开始建立的,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些基金会突然出现?我们是否会看到更多这样的基金,具体来说,你们认为你们的机构需要做些什么才能长期支持这种影响力投资模式?
Christiana Bardon博士: 我认为,我们的主要动机在于投资者对这个领域非常感兴趣。事实上,展望未来,我认为不仅仅是兴趣,而且还有创造影响力的需求,人们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基金和行业创造的财务回报,我想说的是,他们希望看到更多,希望看到各方之间可以相互分享各自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一个趋势,它在未来20年里会继续发展并变得更强,所以,我们很高兴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Alice Pomponio女士: 我仅从非营利方面切入讨论,像BrightEdge这样的战略投资,仍然是相当新的(模式),其实我们成立还不到五年时间,也许它曾被认为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但现在我认为它是一个必备品,因为非营利组织确实在重新思考他们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以及他们如何建立财务和商业弹性。而且,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些巨大的科学资助性研究和患者服务组织提供者的优势,通过创新的金融工程开发出合作产品和项目来真正扩大我们的影响力?这就是我们将如何真正满足即将到来的需求的方式,否则,我认为目前通过筹集资金来捐赠的慈善模式和通过不同方式募资的私营融资模式将无法实现我们所有人都想要实现的目标。
Glenn Rockman先生: Laura,我们讨论小组中每个人今天都在使用的基本概念,在过去 2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已经在流传了。直到2007年“影响力投资”一词才在意大利召开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上被正式提出,过去已经有很多的失败或尝试,以及在小规模和更大范围内做出的充满善意的努力。而且,我认为你在周围已经看到了一些部分成功或完全成功的模型,这取决于它们的先进程度,有些已经能够实现规模化,并有望在未来继续增长。
Jürgen Eckhardt博士: 是的,我坚信,影响力投资将会保留下来并持续增长。我认为这源自两方面:一方面,投资人都在寻求这个方向,他们对此很感兴趣,但另一方面,甚至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技术和科学突破,使我们能够真正产生影响力,并在治愈患者或很多其他领域产生跨越式进步,我认为这才是它能够保持并继续成长的所在。
Glenn Rockman先生: 我又来打断你们了,因为我把这些都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我听到的三个主题:科学和创新是一切的关键、公私合作关系不可或缺、需求和可投资模式相结合正在成为影响力投资产品的新潮流。
关注同花顺财经(ths518),获取更多机会
0 人
+1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