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差、钱难赚,到底是谁的错?不管是美国智库的调查,还是美国之音的采访,都清晰显示,和以前相比,现在的答案有了明显变化。
在习近平执政之初,人们更多地把矛头指向自己。是我能力不强吗?是我努力不够吗?是我性格不好吗?
而随着习近平第三任期的开始,中国经济困窘乏力,政治上的高压持续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不再苛责自己。多位受访者表示:是政策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是习近平的问题。
答案显而易见。哪怕是和十几年前做比较,中国人看上去也已经没有那么老实可欺。但一位袍哥后人告诉美国之音:也仅此而已,中国人有选择自杀的勇气,但没有血性去反抗中国的执政党。
袍哥后人的家庭辩论
钱难赚,已是共识。钱为何难赚,不同的家庭看法不同,同一个家庭甚至也有分歧。来自中国西部省份,在建筑行业工作的强先生,向美国之音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强先生的曾祖父曾是当地舵爷。舵爷是袍哥会的头牌大哥,袍哥会是活跃于清代、民国的民间秘密社团组织。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家一直受到不平等对待。我的爷爷、父亲和我,对共产党都看不惯,”强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但对于他为什么赚不到钱,家人看法不同:“不管我父亲、母亲,还是表哥,都认为我是个人能力不够,或者是性格不好。我表哥稍微聪明一点,在国内是所谓的中产。但在我这个明眼人或者有认知的人的眼里,赚不到太多钱就是整体的大环境,加上国内政权结构造成的。”
强先生曾憧憬财富自由,他认为官方政策导致了变故。“2012年的时候,我爸买了一辆重汽王牌的蓝牌自卸车,去工地上拉渣土、土石。当时,老板给他加油,车辆有问题的话会维修一下,一个月就可以赚一万二。因为生意好,当时家里计划着年底再给我买一辆。但是因为2017年环保风暴,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就只能出去打工了,我爸也把车卖了。”
他介绍,因为2017年环保风潮,仅他老家所在的城市,就有两万多家中小的民营家具厂倒闭,“环保确实利国利民,但是政策实行得太急,实施过程中有很多不正当利益勾当,在我眼里就是劳民伤财,就是专门坑老百姓的。我邻居有个小伙子开餐馆,也被环保部门要求搞一个类似空气污染回收器的东西,而且要从指定的商家购买,要花二十万,其实普通商家两三万就能搞定”。
认为失掉了在国内的机会后,强先生两次通过劳务中介到国外工作:“小工三四百人民币一天,中工五六百人民币一天,虽然也是辛苦活,但比国内强点。”目前在中国的他,正等着下一次出国工作的机会。
“习近平最能折腾”
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数据显示,强先生更是一个“明眼人”,更有理由在家庭的辩论里获胜。根据来自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最新报告,一项于2023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导致生活贫困的因素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个人因素不再重要。
根据这一报告,机会不平等、经济制度的不公平分别位列第1、第3。而在2014年、2009年、2004年所进行的类似调查中,机会不平等分别排在第4位、第5位、第6位,经济制度不公分别排在第9位、第10位和第8位。
报告同时显示,过往20年,在导致生活贫困的因素里,能力不足、努力不够一直位列前3位,但2023年的调查显示,中国人的认知发生了改变,能力不足已位列第6位,而努力不够位列第5位。性格不好由2004年的第4位,跌落至2023年的第7位。
不再苛责自己,看上去能够引起足够的共鸣。活跃在北京、广东等地的一位短片导演告诉美国之音:“共产党管得太多,让我这样的无名之辈,当然也让很多年轻人失去了获得知名度的机会。抖音短视频火的时候,他们要管;短片导演参加海外影展的多了,短片市场火起来了,他们也要管。管起来 - 这是他们的惯性。”
这位导演提到,中国国家电影局7月初发出新要求,短片参加境外电影节,由境内第一出品单位或送展法人向国家电影局备案,“虽是备案,但他们很有可能要审剧本的。”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资深媒体人告诉美国之音,个人努力难敌政治铁幕。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大家其实也不满意,但现在比较起来,习近平还是最能折腾的,而且不知道他还要折腾多久,“媒体行业完全变质,做一点有价值的深度报道难上加难,我这种想干事业的人心灰意冷。”
认为个人的困窘源于大环境而不是个人,在去年9月得到了规模浩大的验证。中国网红李佳琦在网络直播中销售79元一支的眉笔,有网友嫌贵,李佳琦回应“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他的说法引来了群体愤怒,在如潮的“谁不想涨工资?但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如愿吗”的质疑声中,李佳琦一天掉粉100万。
无声的革命
2013年,也就是所谓习李新政第一年,《无声的革命》一书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所谓“无声革命”,作者本意指中共建政后,穷人的孩子悄无声息地得到了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此书披露了中共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攀升,干部子女比例超过专业技术人员、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一时被舆论聚焦。
时过境迁,曾是上海同济大学副教授、目前在美国生活的邱家军认为,当下的情况越来越突出,农村学生进入好大学读书的比例明显降低,像北京的北大、清华,农村学生占本科新生比例不到30%,较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了20%的落差,“在复旦、同济这样的高校,来自农村的硕士、博士就更少了”。
邱家军同时告诉美国之音:“上海的情况,父母是公务员的,孩子考上公务员的比例可以说相当高,至少是60%以上。从官员阶层的子女中间产生新的官员,这就是比较典型的阶层固化。另外一方面,上海好的、有油水的企业,公务员的子女、官员的子女也是比较多的。越有权的部门,越有钱的部门,阶层固化越严重。”
他认为上海本地人考公务员至少有三个优势:会讲上海话,对上海的人情世故比较了解;有信息优势,知道哪些岗位的公务员收入高;而且上海人脑子灵光,还没有考取公务员之前,先到你想去的那个单位去实习或者做雇员,象征性地拿一点钱,以后考公务员就简单很多。
外地学生考公难,不只发生在上海。在广州海珠区一家设计公司工作的湖北人文华告诉美国之音,他是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房地产政策的影响,我们公司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在做老破小房子的翻新,总体情况稳住了。我的基本工资3200元,做一单业务的奖金在1200元左右。”
“我同时备考公务员。但现在名校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扎堆,我这种从湖北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出来的,真是没有信心。”
他认为,公务员考试总体透明,但面试环节的人为因素会多一点,“广州有亲戚,但也不是公务员,所以得不到任何帮助”。
关注当代大学生命运流转的中国作家黄灯女士,今年5月底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的大学生整体上越来越原子化,精神上越来越孤寂。
“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网络的隔绝,让学生们孤立无援。读大学、找工作都是自己的事,买不起房也是自己的事,生存面临很多挑战。他们没办法放松,没办法不焦虑。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唯一的确定性就是来自家庭的依托,”她说。
逃离
多位受访者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
在中国的社交群组里,强先生时不时和群友分享走线和移民的消息。“我个人的规划,就是先通过海外务工出去,多挣点辛苦钱。趁年轻身体好,脑袋还能转得快一点。”他告诉美国之音,“存点钱以后还是要找机会到国外定居。因为国内对年轻人来说,我的形容就是,不是人生活的地方。”
他认为中国不会有改变:“我爸我妈知道执政党坏,但是他们也没说过反抗。我表哥也没想过反抗。这段时间国内很多跳楼的、自杀的,他怎么反抗啊。我们中国人,我感觉是没啥血性了。”
认为个人努力难敌政治铁幕的资深媒体人也透露,他正联系几个国家的朋友,看看去哪个国家最好,哪个办法最稳妥。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看上去也未能消弭不确定性带给人们的焦虑。邱家军表示:“12年观察下来,习近平不是不想干事,而是他能力不行、能力不足。第一,中国的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你解决了没有?教育,特别是教育公平,你解决了没有?第三,医疗保障你解决了没有?第四点就是住房,加上社会保险,这些你解决了没有?别的不说,你哪怕是能够解决其中的一条,也是非常得民心。”
“中国政府从上到下,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致密的网状结构。基层政府是这个结构,高层政府也是这个结构,总体上导致社会比较固化,流动性比较差。实际上,这种固化是当权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而有意为之。三中全会促进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基本上非常低。”
逃离也在中国内部发生。黄灯女士在让她声名鹊起的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中提到,深圳浪漫主义般飙升的房价,彻底瓦解了学生们在大城市奋斗的念头,除了“丧”,除了选择逃离,他们找不到任何留下的现实理由。她认为“房价的失控和飙升,直接影响了学生对现实的感知和毕业去向”。
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在中共高层始料未及的房地产危机中有所回调。美国之音联系黄灯,询问她对大学生的“丧”有何新看法,她表示不能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正忙工作的调动,而且该讲的我都已经讲过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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